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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2020-11-17 13:08 编辑:dd   作者:未知 对此文章感兴趣的有:

2020年11月3日下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中国数字化之路研讨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部主任孙克作了主题为《数字经济:发展、问题和政策》的发言。

回顾人类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从采用传统技术的农业经济、到采用工业技术的工业经济,再到采用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三个重要阶段。其中,是否采用新技术将导致经济“大分流”成为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尤其是通用软件的应用,采用数字技术的国家和没有采用数字技术的国家走上了迥异的发展道路,人类历史也出现了一次大的分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自动化加速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大规模涌现,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产业生态格局和经济走向。未来,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推动实现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发展。

由于数字经济同时既涉及技术条件又涉及经济关系,并对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全面理解数字经济可从要素、供给、融合和治理等多个维度出发。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框架。

一是数据价值化,价值化的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二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

三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数字化治理,包括治理模式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贡献不断增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19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平均值达41.2%。各国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2018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3%。

一是要素态势变化,即数据要素化重构生产要素体系。工业经济下的传统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叠加上了数据,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型形态。传统产业也将衍生出智慧农业、先进制造,以及服务业新模式等新的经济社会形态。

二是技术态势变化,即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群体性突破,如移动互联网(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发展。其中,数字技术让数字创新深入各行各业,并将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三是融合态势变化,即实现了技术驱动、垂直整合、融合发展、开放体系与生态系统的结合发展。从移动互联,到共享出行、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和云经济,每个经济形态都是技术经济范式。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进行应用,并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最后形成开放的体系和生态的系统。

四是经济态势变化,即从生产力变革到生产关系变革。前者体现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加速形成。而后者体现在新兴组织模式、新型市场形态,以及新型治理模式三个方面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形态。

当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融入生产生活,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要素、融合和治理等方面。

技术错配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目前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只适用于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但在从消费领域走向生产领域的数字经济中,中国的技术支撑架构其实是缺失的,这个缺失的技术是操作技术(OT)。因此,未来应通过融合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操作技术(OT)来共同推动生产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据的权属界定、价格形成、交易流通、开发利用等各个环节均存在诸多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首先是数据标准化、资产化和商品化体系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的欠缺导致无法建立统一的数据大市场;其次是形成交易市场的要件不全,阻碍了数据要素的顺畅交易流通;第三是顶层缺位、上下不联、横向不通的管理体制机制缺陷和障碍凸显;第四是数据权属生成过程复杂,数据确权难度大;第五是数据收益和成本估算机制较为缺乏。

这方面重点体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仍然较高。一是“不想用”,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受到既有经营方式、思维惯性、渠道冲突等因素影响,对数字技术存在认识偏差,制约融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不敢用”,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项目投入大,建设周期长,转换成本高,且短期效益不明显,融合应用动力不足;三是“不能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标准尚不统一,具体发展路径不清晰,应用难度大;四是“不会用”,中小微企业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足,投融资方式渠道单一,同时存在新兴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

当前国家在治理的时候,往往是运用推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来推动产业型数字经济。例如,微信作为一种消费型数字经济,推广后边际成本可以降低,但是产业的数字经济平均成本很高,因为研发一个产业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投入大,也因此导致后期的边际成本同样很高。如果在边际成本和收益成本“双高”的情况下,政府仍沿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便难以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数字经济政策,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5年处于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国家在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迭代演进。同时更注重技术单点本身;到了第二阶段2015—2017年,中国更为注重于技术和垂直行业的融合;在2017年之后,中国则更加注重于整个经济形态的考量,也就是顶层设计的考量,重点是培育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中国的政策态势一直是沿着相应的轨迹在探索,即从技术的创新到融合的应用,从垂直的行业到经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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